外交部：任何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

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是一项没有既定经验可循的重大实践探索，要立足走好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把握和处理好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在中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在多个决议中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之日益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一体化合作最发达的当属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了。

近年来，进一步加强发展权在国际法上的确认和保障，比如制定一个正式的《发展权利公约》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这两个概念都是顺应时代潮流、引起广泛共鸣、具有创造性的中国话语，影响深远。因此，中国克服了西方国家注重细节、微观层面，单一看待和评价人权的局限。（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理论和实践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2020年9月23日，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说，中国从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从不主张脱钩，从不想称王称霸。

它是引领国际法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在全球人权治理中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人权事业都要按照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来发展，达到了我们确立的目标和水平就是好的，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不需要西方来评判。由于立法本身不可能完备，为了防止由于法律漏洞而放纵犯罪，类推制度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

（迪昂，2011：8）尽管美国没有以自由主义命名的政党，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分享高度共识——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区别仅在于侧重于哪些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彻底的去苏俄化与法学理论中的个人主义、法治实践中的程序主义相契合，而这带来了比较严峻的问题。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区别构成了刑法学经典命题李斯特鸿沟，其最初的含义是要在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构建一道栅栏，防止刑事政策侵入刑法的领地，保持刑法本身的封闭性，以此维护刑法的谦抑性。（李怀印，2013：前言，5） 去革命化的现代化范式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的否定。

162009年的《司法考试大纲》将犯罪论体系由四要件改为三阶层后，赵秉志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发表了一项很长的声明，批评这种更改的草率。但罪刑法定从来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化的原则，作为规范来源的法律，它必须要包含某些基本的价值。

（罗克辛，2011）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的刑法教义学乃是古典犯罪论体系的特色所在，罗克辛将刑事政策引入刑法，打通了刑法与刑事政策的界分。（梁根林，2005：9）经过改造的刑事政策，可以更好地被刑法所吸纳，两者至少在权利话语这一层面贯通起来。参见龚刃韧：《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尊重宪法权威——基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载《法学》2015年第5期。（周光权，2004：11） 苏、中两国的刑法都将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犯罪的核心。

（高铭暄，马克昌，2011）尽管各国在具体表述上有差别，但核心要求是一致的，即要求以刑法条文限制刑罚的适用，其基本精神在于从否定的角度去罪去刑：刑法没有直接明确规定的情形，不能以犯罪论，不能处以刑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64，《国家、法和共产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国家与法一般理论的言论摘编》。无论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三阶层的犯罪构成学说，还是刑法教义学的思维方法，背后都隐含着自由主义关于私权至上、公权力是恶的等基本假定。张翔，2016，《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载《法学研究》第4期。

在1997年新刑法出台之前，尽管学术界大多数人认可了罪刑法定的价值，但立法者并未在罪刑法定与类推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总的来说还是偏向类推制度以打击犯罪。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谷，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处于探索之中，政治改革要在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之间维系一种平衡，官方依旧搁置了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所以去苏俄化更不可能直接提出。

金观涛、刘青峰，2010，《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的确立离不开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贝卡利亚的这一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共识。

不仅如此，自由主义甚至已经超越了西方这一地理和学术空间的限制，苏东剧变之后，自由民主制在部分学者眼里似乎成为历史终结后的唯一选择。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中都没有恢复1954年《宪法》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阶级斗争条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宪法来源。个人的观念被引入中国后，重塑了国家／社会-个人关系，从此个人权利至上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国家不能代替公民个人进行价值衡量，也不存在抽象的公共利益。（沈玮玮、赵晓耕，2010）在革命法制中，所有有悖于革命任务的行为都是违法，而犯罪是其中最严重的部分。刘复之，2000，《严打就是专政》，载《人民公安》第1期。政治革命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国家制度，保障机会平等。

在主体-行为-客体-结果-因果关系的逻辑链条中，仅需关注物理意义上的侵害行为的实行者，既不管这种行为是否正当，也不管主体是否应该归责，构成要件是事实的要素，而不是规范的要素。在中国百余年的现代法治进程中有过三次学习外国的热潮，引入了全新的法治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多种法治传统并存的局面，而新旧法治传统的张力则构成当时法制变革的核心。

在周少华看来，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和人权保障两种机能，但单就罪刑法定原则而言，其重心在人权保障，所以不应该对罪刑法定附加更多的要求，也不应该为了社会目的而否定罪刑法定原则。民商事领域中的知识转型是以悄悄推进市场化的方式迂回进行的，这种变化本身平静而顺畅，伴随着对商品经济认识的改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一旦确立下来，民事法规立即就得到重视，这是自然而的，《民法通则》就是应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两个三十年的法学意涵 法学传统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由具体的学术群体所承载的。贝卡利亚在阐明了形式化的罪刑法定之后，对禁止不确定期刑、禁止酷刑、废除死刑都做了规定。

但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面，实质性的变化已经悄悄发生，西方法学思想、法学著作、法律制度、先进立法经验都进入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对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苏联化法学的清理。价值判断连接了犯罪论与刑罚论，使得我们可以在侵害行为中选出应该受刑罚处罚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四要件学说可能是简单的，但是其对社会危害性的偏重，倒是直接点明了犯罪的本质——社会危害性——的确认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王钢，2015，《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刑法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梁根林，2008，《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第4期。

储槐植、高维俭：《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比较论略》，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在这个意义上，去苏俄化包含着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几乎所有刑法学学者都认可的，那就是在讨论修订1979年《刑法》时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共识。

自由主义刑法学解构了刑法价值判断中的公共性，使国家刑罚权无法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全部的考虑必须建立在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基础上，对刑法家长主义的反思成为解构国家视角的重要进路。（陈兴良，2006a：20）长期以来，受苏联影响的犯罪构成理论信奉四要件学说，采取先主观再客观、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逐个分析的思维逻辑。

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区别对待这一条的前后部分，以突出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贝卡利亚提出罪刑法定原则，将国家刑罚权置于法律的束缚之中。

刑法学学者经常举的例子是对不法侵害人实施正当防卫将其杀死，如果适用传统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会带来逻辑上的矛盾：是认定了故意杀人后通过正当防卫来否定故意，还是正当防卫本身就直接排除了故意杀人的可能？而如果适用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则不存在上述逻辑困境——行为本身符合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但是在违法性判断中因正当防卫而阻却违法。陈兴良，1996，《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载《法学研究》第2期。苏俄《刑法法典》第六条规定：凡以反对苏维埃国家机构或破坏由工农政权所建立步向共产主义机构过渡时期之法定秩序之一切作为与不作为，一概认为危害社会行为。③今天，摒除苏联法学的影响，似乎成为中国法治发展中不证自明的当然前提。

但历史并未终结，美国的内部分裂越来越严重，欧洲右翼势力抬头，自由民主制许诺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无法兑现。具体在苏俄化刑法中，国家更为看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以类推制度扩展刑事法网，以此实现对社会上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罚，最终维护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公共利益。

邹兵建，2014，《跨越李斯特鸿沟：一场误会》，载《环球法律评论》第2期。在刑法领域中，自由主义所秉持的公私对立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的刑罚权，在承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基础上构建刑法哲学。

将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词汇与苏俄建立起隐微的思维关联，这构成了第五代法律人所分享的当代使命，即极力避免政治与法律不分、知识完全服务于政治的学术倾向，这也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追求。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仅仅承认价值判断的去罪功能，这仅是大陆法系古典犯罪论体系的特色，既非自古如此，也非必然如此。